沒房沒車，一不小心我倆玩瞭回裸婚
兩年前，我成瞭“已婚婦女”。沒車，沒房。老公博士在讀，我月薪平均下來大概5000元。
怎麼讓這個故事顯得更悲催一點呢？加個地點限制——在北京。但當時我還挺樂呵：畢竟是完成瞭一樁人生大事。直到後來，聽到各種版本“房子與婚事”的“愛恨情仇”，又瞭解到相親角那殘酷又直接的“鄙視鏈”，才恍然發覺，原來我們倆不小心前衛瞭一把，玩瞭回“裸婚”。
天地良心，真不是我們故意要“前衛”的。結婚於我們而言，是再自然不過的結果；而買房對我們來說，是高攀不起的奢望。這兩件事，本身就各自獨立，毫無聯系。
我和周博士的情誼可以追溯到遙遠的1997年，小學一年級。他說，那時我穿瞭一條白色的連衣裙，站在教室門口，像個小天使。如果從初中三年級用一種迂回方式互相表白算起，結婚時我們已經申請註冊商標台中在一起11年瞭。
朋友們，11年啊！ 不結婚是要怎樣？
根據某種神秘的規矩，好像應該買瞭房再結婚。婚前買房也是一出大戲，經常能弄得兩傢人雞飛狗跳。但在我們這裡，真心不存在這個問題。原因非常簡單粗暴，兩個字——“沒錢”。
我和周博士是青梅竹馬，這也意味著我們有著差不多的傢庭背景：出台中商標權申請身於湖北某四線小城，父母都屬於工薪階層。2015年，那座城市的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為3455元，房屋均價為4552元/平方米。就算雙方父母為我倆賣掉老傢的房子，也湊不出北京一套“老破小”的首付。而且，就算湊夠瞭首付，我那點工資，也還不起貸款。傾傢蕩產、砸鍋賣鐵，太悲壯，我接受不瞭。
買房遙不可及，屬於“妄念”。但結婚又確實是我倆關系的終點。剩下的問題就是要不要等到能買房瞭再結婚。
那到什麼時候去瞭？！雙方傢庭一致覺得，這種等待很不靠譜。而且，老爸老媽想早點見到傢庭的下一代，也樂見自己的孩子在北京飄來蕩去時有人照顧。所以，就讓關系被法律保護起來吧， 沒房無所謂，先有個“傢”也好呀！
於是，2015年，在什麼都沒有的情況下，我們結瞭婚。
先辦的婚禮。一向桀驁不馴的周博士，回憶我倆從初中一路走來的故事時，竟然哽咽瞭。這成瞭他的心頭刺，至今不願意回看婚禮當天的視頻，覺得尷尬到爆炸。領證就非常隨意瞭。我隨便挑瞭個日子，兩人在民政局附近隨便找瞭傢照相館，拍瞭張很隨便的證件照。結婚證到手後，我們很隨便地慶祝瞭一下——在附近吃瞭頓抄手。
就這樣，我們在法律意義上有瞭自己的“傢”。
“傢”是一個可以不附著於任何實體之上的概念，從探親假制度就可見一斑。結婚之前，我的“傢”在湖北，我每年能有15天探親假；結婚之後，我的“傢”就在北京，我的探親假“灰飛煙滅”。
“傢”也激發瞭周博士的責任感。
我是個沒心沒肺的人，人生哲學是“腳踩一塊西瓜皮，滑到哪裡算哪裡”。我不在乎沒房，也不在乎什麼時候能有房。總體而言，我對物質的欲望還算寡淡。我一向覺得，“有妻如此夫復何求”，但周博士依然常常感慨“壓力大”。畢竟，他成瞭有“傢”的男人。雖然他的老婆“清純不做作”，他也不能高喊著“一人吃飽全傢不餓”。周博士有點大男子主義，將掙錢養傢作為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。他在心裡暗暗制訂瞭買房的時間表，希望能在盡量少依賴父母的情況下擁有自己的房子。這個地點不一定是北京，他一直想去杭州，隻是我猶豫不決，他走不瞭。
好在北京房子的租售比低，我們可以租上自己根本買不起的房子。剛結婚時，我們租瞭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，廚房廁所都挺袖珍。周博士畢業後，決定告別這種逼仄的生活，痛下決心租瞭個100平方米的兩居室。看到“新傢”時，我內心飄過各種彈幕——“哇塞，這也太爽瞭吧！”“我竟然能在北京住上超過100平方米的大房子啊！”簡直有一種走上人生巔峰、實現財務自由的錯覺。
我們隻是一對生活在帝都的普通夫妻。不喪也不頹，不覺得有傢沒房有多麼慘兮兮，也不覺得它有多麼值得稱道。這不過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。不過，既然買不起房，就好好享受沒有房貸壓力的生活唄！
結婚已快兩年，我們還是沒房，近期也沒打算買。我不想生活質量斷崖式下跌，那就先等等。我的心願是，房價能跌一跌，工資能漲一漲，周博士稍微不要那麼緊繃——就算一年後你升不瞭職加不瞭薪，我也不會鄙視你的。
林一凡 來源：中國青年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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